今年全国两会,全国政协委员、黑龙江省政协副主席、作家迟子建带来了一份关于建议发放文化消费券、提升国民整体文化素质的提案。


如何看待文化产品消费领域娱乐化、碎片化问题?“数字”文化消费鸿沟如何解决?围绕这些问题,迟子建接受了新京报记者专访。


她认为,现在信息技术进步是好的,但它容易把人变懒惰,令人不同程度地“失智”,沉浸于真正知识的人会减少,当它成为一种风气时,对文化是有伤害的。


谈及“数字”文化消费鸿沟,迟子建说,尽管我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了决定性成果,但物质脱贫之后的文化“脱贫”,任重道远。


参加全国两会的迟子建 / 受访者供图


谈履职提案

建议将文化消费券列入各级政府财政预算,尤其对边疆等经济欠发达、对文化产品有迫切需求地区,由中央财政予以适当补贴


新京报:两会你建议发放文化消费券、提升国民整体文化素质,为什么想到做这样的提案?


迟子建:文化素质是指人的内在品质,通常来说,它与一个国家的文化积淀和受教程度有关。但这个“受教”,并不仅仅局限于传统意义的教育,不局限于书本知识,我们还可以在民间烟火的浸染中、在对大自然的认知中获得文化教养。


比如我为写作《额尔古纳河右岸》实地采访时,见到一个大字不识的鄂温克女人,她能即兴编词,把本民族的歌谣,唱得苍凉美好,她无疑具有文化内涵。当然,一个国家整体文化素质的优劣,也与经济发展休戚相关。但在过去,我们可能更多地在意了物质利益,而忽视了精神的修为。


之所以做这个提案,是因为过去一年来,在新冠肺炎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后,复工复产步伐加快,为了拉动经济回暖,刺激消费,各地政府采取了多种措施,向一些领域发放消费券。但我注意到,发放文化消费券的不多。也就是说,我们还没有把文化消费作为重点,而我们也没有自觉的文化消费习惯。当然这与一些文化产品价格的“高身段”有关,一些人抱怨买不起书,看不起电影,听不起音乐会。发放文化消费券,既可以满足人们对精神文化产品的需求,也间接打击了盗版,培养人们文化消费的习惯。还有在疫情常态化的情况下,居家的日子增多,数字阅读、网络视听等线上文化产品需求量大,有消费和利润的空间。


新京报:提案中你提到文化产品消费娱乐化、碎片化问题,这也是信息时代的共性特征。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?这对国民文化消费习惯的养成有哪些反作用?


迟子建:我们手里握着一部手机,可以获得海量资讯,我们仿佛知道得很多,但却头脑空空,因为我们获取的不是知识。生活节奏加快,工作压力增大,以及人们对真正的文化产品缺乏认识,文化娱乐化、碎片化的倾向在所难免。信息技术进步是好的,但它容易把人变懒惰,令人不同程度地“失智”,因为浅层次的知识获得,可以不必依赖于读书了。这会造成一个弊端,沉浸于真正知识的人会减少,当它成为一种风气时,对文化是有伤害的。


新京报:目前,发放文化消费券是否具有可行性?这对提升国民整体文化素质有哪些效益?具体建议有哪些?


迟子建:我注意到北京、浙江、山东等地曾开展过文化惠民电子消费券的发放活动,均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,所以我们是有文化消费土壤的。文化消费券的普遍发放,除了能培养人们的文化消费习惯,也有益于身心健康,因为文化有愉悦身心的作用,对人的滋养不可小觑。


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,一些书店、剧场、展馆、影院等线下文化场馆和实体文化产业受到冲击较大,发放文化消费券,也可助他们走出困境。我建议将文化消费券列入各级政府的财政预算,尤其是对边疆等经济欠发达、对文化产品有迫切需求的地区,由中央财政予以适当补贴。


此外,还可以尝试打破文化消费券的地域限制,比如可首先在东三省启动文化消费券的联动机制。因为高铁在东三省基本达到覆盖,公路发达,我们可以利用交通的天然优势,鼓励人们在法定假日和公休日使用文化消费券,进行跨省跨区的文化消费,促进文旅行业的区域间合作,对东北的团结协作和提振东北经济,也有一定益处。针对不同的消费群体,充分利用公众号、小程序等互联网科技手段,丰富发放形式,提高发放效率,兼顾不同群体,充分释放文化消费券的活力。


谈“数字”文化消费鸿沟

物质脱贫之后的文化“脱贫”,任重道远


新京报:现实中,“数字鸿沟”问题不容忽视,在疫情防控期间很多老年人因为不会使用手机而寸步难行?!笆帧蔽幕押韫狄彩瞧渲幸环矫?,“不会用”“不敢用”“用不起”成为老年人面对的难题。应如何弥合这种消费差距?


迟子建:我去年与政协同事就乡村振兴中文化的重要性这个调研题目,走访了黑龙江的一些边远乡镇??梢钥隙ǖ氖?,人们对精神文化产品是有需求的;简陋的农家书屋的书,有一些已被翻阅得卷了边;乡村电影放映场,聚集的人也很多;黑龙江推进数字农家书屋阅读平台建设,可以说关注的就是这个群体。


尽管我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了决定性成果,但物质脱贫之后的文化“脱贫”,任重道远。虽然物质匮乏不意味着精神一定贫瘠,但曾经长期的物质困顿对人的精神的负面影响还是存在的。针对这些消费不到或消费不起文化的边缘人群,应该根据不同的地方采取不同的方式,已有的文化惠民措施依然可行,比如演艺院团下乡等。


我们可以邀请相关部门的专业人士,做数字文化消费的相关培训,让流动的乡村电影放映大篷车,能够深入到这些地方。有意识引导一些文化产业的服务,向下延伸,尤其让处于成长期的乡村留守儿童,能够获得更多的文化关照,有益于他们健康成长。


新京报:数据显示,2019年我国成年国民人均每天读纸质书不到20分钟。数字化阅读时代,“浮躁的阅读”、“浅阅读”成为常态,大家经常被手机信息所打断,不能沉浸下来。如何平衡浅阅读与深阅读?你的阅读习惯是怎样的?


迟子建:我看到一个报道,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被居家隔离的人,选择读书的很多,所以这期间虽然实体书店经营陷入困境,但网络销售书籍的平台,业绩依然不错。人们从不能从容读完一本书,到能够静下来阅读,说明时间和心境对阅读的重要性。比如波拉尼奥的《2666》这部大部头作品,是几年前的热点,但我也是在疫情居家期间读完的。


培养良好的阅读习惯,引导人们读好书,对书籍有兴趣,你才愿意读它,才能从浅阅读自然而然过渡到深阅读,所以书籍的品质也很关键。如果我们拿起一本书,读了十几页也看不出一丝的好,当然就撇在一旁去了。


我的阅读通常是在晚上临睡之前,每天至少看一小时的书,已成习惯了。


谈文学创作

每部新作出来我总能找到缺憾,总是寄希望于下一部,于是一路写了下来


新京报:你怎么看网络文学发展?


迟子建:我因工作关系,关注到网络作家作品,但阅读得极少,倒是看了两三部网络文学作品改编的剧,像《庆余年》,拍得真是不错。网络文学作家需要持久更新作品,想要不流失读者,就要求他们能抓住读者,会讲故事,而讲好故事,是虚构类文体的基本功。


新京报:去年你的长篇新作《烟火漫卷》出版。过去你一直聚焦乡村,这部作品对准了自己生活30多年的城市。为何会有一个大转折?


迟子建:谈不到是大转折,因为关于哈尔滨的作品,之前我写过反映清王朝末年哈尔滨大鼠疫的长篇《白雪乌鸦》,中篇《起舞》《黄鸡白酒》《晚安玫瑰》等,就连我2000年出版的长篇《伪满洲国》,哈尔滨在里面也是主场景之一。我在哈尔滨生活了三十年,对它认识多了,情感深厚了,也就有了更强的表达欲望。


新京报:作家苏童说,“大约没有一个作家会像迟子建一样历经二十多年的创作而容颜不改,始终保持着一种均匀的创作节奏,一种稳定的美学追求,一种晶莹明亮的文字品格?!蹦阍趺纯此胀钠兰??


迟子建:苏童这段话,是2004年为我的小说集《逝川》所作的序言,一晃儿十七八年了。苏童说得对,从写作至今,我一直保持着均匀的创作节奏,因为每一部新作出来,我总能找到这样那样的缺憾,所以总是寄希望于下一部,于是一路写了下来。我把苏童这段话当做对我创作的勉励。


新京报:过去一年,带给你最大的变化是什么?


迟子建:过去一年是我公务繁忙的一年,我们筹备了两年的黑龙江文学馆已进入施工布展阶段,年内即将开馆,我的写作时间没有过去充裕,所以是身心俱疲的一年。要说变化,不是我一个人有这种感觉,我们渐渐习惯了“新冠肺炎”这个不速之客,学会了与它相处。当你不把它当做阴影时,反而会得到灵魂的意外照耀,让我们洞见黑暗之处,也给我们勇气、信心和希望。


新京报记者 何强  校对 薛京宁